本帖最后由 萧岩山人 于 2017-12-11 14:31 编辑
对我来说最深刻的记忆,是关于饥饿的。 很多儿时的事情,都在我脑海中被岁月的砥石渐渐磨灭了,但是啃玉米杆、找红薯茎、捡甘蔗渣吃的情形,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宛然如昨。那时在村子里,嘴巴整天开得老大,却又实在“乏善可吃”,只好等生产队的玉米收后,迫不及待地从地上挑选那些还显得嫩样的玉米杆吃力的啃咬来品味那淡淡的甜味,在生产队挖过红薯的地里四处翻找红薯茎,如果能够发现巴掌大的,简直是捡到了宝贝,顾不上还是泥土用手擦擦就往嘴里塞,还会引来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榨糖时捡生产队里刚刚榨过的甘蔗渣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再嚼一次,聊以解馋,也许有人会说,这么丢人的勾当也好意思说。如果连肚皮最基本的要求都满足不了,又哪里有资格谈得上丢不丢人呢?这种痛苦的经历,使我对食物产生了致命的嗜好。只要一听到“吃”,口水总会准时泛滥。一年一度的春节,在我的概念里,除了吃还是吃。要不是在春节可以看见比平时多十倍百倍的食物,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理由恭恭敬敬地把它称为“节日”。 1981年的冬天,是令人难忘的冬天。那一年我十八岁。就在那年的冬天,我的胃口第一次尽情地接受了酒与肉的洗礼。 地里种的粮食,可以留在家里吃了;猪圈里养肥的猪,可以一刀捅死由自己随意支配了;电灯更亮了;新盖的房子墙壁粉刷得像白纸一样光亮…… 除夕之夜,我兴奋地发现餐桌上居然有四道肉菜。它们真实地摆着,一块一块地,向我发出诱惑的光芒。我只要一伸手,就能摸到那些热气腾腾、油水横溢的“柔韧的物质”。直到现在,我仍然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形容当年大块吃肉的那一种畅快淋漓、奇妙无比的感觉。如果可以把我的胃掏出来打开看的话,相信在胃壁粘膜上,一定会非常清晰地铭记着“1981年”的纹样。 除了吃肉,在1981年春节,我发现了人生的第二个乐趣,就是喝酒。我们村每逢春节都有“谢年”的*俗,每家每户备肥鸡一只、猪头一个作为祭品,烧香、敬酒、上茶,祈求诸神保佑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出入平安。《荆楚岁时记》有“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的记载,情形大致和我们的“谢年”差不多。“谢年”前,家里酿了一坛米酒,我因为好奇兼嘴馋,偷喝了半斤,竟然没醉,只是略感眩晕。就是在这种奇异、微醺的飘忽感的指引下,我深深地爱上了酒,也让我学会了酿酒,每年春节临近我总要酿一缸米酒。聊以寄托对当年喝酒的怀念。 我不但能吃肉,还能喝酒。我一直为这两样能耐而沾沾自喜,也不怕别人说我是“酒囊饭袋”。梁山好汉的“革命理想”,不就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吗? 从那年春节到现在,吃了更多肉,喝了更多酒。虽然有些肉嚼起来感觉不香,有些酒喝起来感觉不痛快,但我从来不怪罪于酒和肉,我相信酒和肉是清白的。唐伯虎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不用看人脸色的饭局,我想总是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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