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学家一一吴晗(二)
文/吴荣德、吴跃明
…… 吴晗求学的梦想被浇灭,也是青春期的叛逆心理作祟,父子关系因为升学和婚事日趋紧张。后来,女方对吴晗饮酒、打麻将、吸烟等作为有所耳闻主动解除了婚约。1927年暑假的一个晚上,吴晗和父亲又为升学之事发生争执,已患肺病的父亲大发雷霆,急怒之下打了 吴晗,倔强的儿子就冒着倾盆大雨从家中后门出走了。那天夜里,父母焦急万分,村里许多乡亲帮忙四处寻找,还到苦竹塘中打捞,都不见吴晗踪影。
几天后,吴晗父母突然收到儿子从义乌县城寄来的信,称升学无望,只好到天台山去做和尚了。天无绝人之路,正处于茫然之中的吴晗得到了朋友们的资助,到杭州考进了私立之江大学预科。好景不长,一年后之江大学预科停办了,他又到上海,1928年考入了中国公学大学部预科,次年升入社会历史系。几经周折,几经磨难,吴晗终于获得了一个求学机会。他非常珍惜,选修了当时该校校长胡适主讲的“中国文化史”。他对胡适教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之道十分崇拜,胡适对吴晗也予以重视和提携,使吴晗正式走上了文史研究之路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吴晗在1930年写出了处女作《西汉的经济状况》,受到胡适的特别欣赏。他给胡适写了两封信,向他求教并讨论有关《佛国记》和曹雪芹家世的学术研究。同年,当时也是反对蒋介石的胡适被迫停职,离开了中国公学。吴晗也用《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所得的80元稿费做路费,离开上海来到了他多年向往的北平。北平的故都风貌,前门的城墙和城楼都给了吴晗一种厚重历史传统文化的冲击和震撼。他立志要在这里奋斗,成为一名救国救民的义乌人。但是,自己孑然一身进京无依无靠,难免心中涌出一阵酸楚。吉人自有天相,后来他在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的帮助下,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个中日文编考部馆员的职位。得失往往会发生意想不到的逆转,也正是得益于这个馆员身份,使他读到了更多的史书,他的明史研究也从这里起步。
1930年,胡适离开了中国公学,前往北大任教。吴晗跟随胡适北上,进入燕京大学成为一名图书馆馆员后,一直计划着通过考试进入北大学习。吴晗先是报考了胡适当文学院院长的北京大学,文史和英语都是满分,而数学却是零分。北大有一条明文规定,考生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就不能录取。吴晗只好又去报考清华大学,结果他在清华的考试成绩与北大一样,但清华大学却不拘一格破例录取了他。此举在北大引起了波动,认为不录取吴晗是不公正的。历史证明因为循规蹈矩而忽视了特殊的个例,北大由此失去了一个本来可以为这座优秀学府增添光彩的不可多得的优秀学生。不久,吴晗报考北大和清华的“满分与零分"之事,轰动了京城。
吴晗作为清华学子,师承的却是胡适这位北大先生的治学方法。胡适在给吴晗的信件中,对这位弟子进行了多方面指导:“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资料的学者。”吴晗表示:“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可见胡适对他的影响之深。1931年初吴晗写成《胡应麟年谱》后,胡适因此举荐他为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工读生,专攻明史。大学期间,吴晗写下了四十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界名流的青睐。因有胡适的关照,吴晗在清华兼职工读待遇颇为优厚,足够满足求学之需。大学毕业时,吴晗不忘师恩,在自己的毕业照上题写着胡适的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一一录胡适先生语。”
1934年,吴晗爱上了清华学姐袁震。消息传到老家,母亲听说此女不能生育,连忙叫女儿吴浦月上北平劝阻吴晗与之分手。没想到吴浦月从北平回到家后,反而开始劝起母亲来,因为妹妹知道哥哥的脾性。母亲掩面长泣叹道:吴家这是要断后啊!袁震,原名袁震之,湖北光化县人,出生于小知识分子家庭,1921年随叔父迁居武汉。18岁考入武汉大学,23岁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她才华出众,对文学、史学均有研究。发表过《武则天》《中国地名考》等文章,很快成为清华大学屈指可数的才女。对于袁震的大名,吴晗早有耳闻,关于这个传奇式的女子他非常好奇。不久,他就在袁震同学的引荐下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袁震,初次见面,吴晗就产生钦佩之情。袁震不仅谈吐不凡,长得也是清新秀丽。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卧病在床,她也手不释卷。
袁震是在一次回家探亲时感染了肺结核,被迫休学,外加在北平举目无亲,一直以来都是老师吴之椿和同学梁方仲在照料她。由于工作调动关系,吴之椿和梁方仲不得不离开北平,那么常年卧病在床的袁震该怎么办呢?正当他们束手无策之时,吴晗站出来揽下了照顾袁震这份活,那时,他已决定留校任教。从此,吴晗经常来照料她,随着相处的时间越久,吴晗越是被袁震的魅力所折服。尤其是每次与袁震聊天他都能从中受到启发。袁震独到的专业见解,帮助他发表了一篇又一篇论文,吴晗也因此震惊了史学界。其中有五篇明史论文《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明末的仕宦阶级》《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明代的殉葬制度一一“美德组成的黄金世界”之一斑》《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具有独到的学术见解,至今都对明史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