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学家一一吴晗(三)
文/吴荣德、吴跃明
有一天,吴晗捧着一束鲜花来到医院,向袁震表白自己的爱慕之心。相处这么久了袁震怎么会感受不到吴晗的用情呢?只是当这层窗户纸捅破时她心痛不已。她望着眼前这位比自己小二岁的学弟,内心又何尝不想得到爱的呵护?袁震别过头冷冷的说:“我不仅是长期卧床,还不能生育,请吴先生好自为之,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 这时候,袁震的堂姐袁溥之来北平照顾她,虽然有人照顾,但袁震的医药费和两姐妹的生活费还是个难题。为了不伤她的自尊心,吴晗私底下支付高额的佣金请袁溥之帮忙抄写稿件,进行迂回式对袁震的救助。
虽然有吴晗不遗余力的帮助,不幸还是又一次降临在袁震身上。袁震患上了骨结核病,医生不得不用一个石膏壳把她固定在床上,尽管如此,吴晗还是不断地来找袁震。由于袁震被高高地固定在床上,吴晗只能站着与她聊天,有时候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想用愉快的聊天来减缓袁震身上的痛苦。她想要喝水,吴晗便找来吸管,插入杯子里让袁震吸,自己则捧着杯子。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袁震终于被打动,吴晗则像个孩子似的开心极了。正当吴晗满怀喜悦时,又收到了老家母亲的来信,措辞激烈,坚决反对他跟袁震在一起。母亲的传统意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么多年的书白读了,简直鬼迷心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吴晗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邀,前往昆明云南大学任职教明史,吴晗和袁震两人开始了鸿雁传书。年底,他把母亲和弟妹接到昆明,奉养母亲并供弟妹上学。那时正是吴晗青云得志之际,声誉益高,他对袁震的感情却愈发笃定。在爱情的滋养呵护下袁震对生活充满了希望,终于可以下地行走了,吴晗知道后连忙将她接到昆明,结束了两地分居的日子。此时,吴晗的母亲见到袁震,差点吓晕过去,见袁震面色惨白,步履惟艰,吴母看了很心痛,强忍悲悯,心想儿子怎么能娶这样的姑娘呢?吴母拉过吴晗,痛哭流涕:“这姑娘病成这样,且又不能生育,只要你同意离开她,我把老家的房屋田地全卖了给她治病。”吴晗听后无比揪心,含着热泪对母亲说:“不是儿子怜悯她,我们的情意我们的相爱,是多少黄金都买不来的!”母亲见儿子态度如此坚决,无奈地叹了口气,真乃命也运也!既如此,今后可别负了她。
袁震虽然可以下地行走,但生活还是不能自理。吴晗既要教书又要写作,还有学校其它事务要处理,每天奔波劳累异常紧张。尽管如此,他仍是满怀喜悦地照料她,在他的悉心照顾下,袁震的身体恢复的很快,体况越来越好。1939年,他们在昆明结婚,一对患难情侣,终于修成正果。婚后,她们先后收养了一儿一女,一家四口过的其乐融融。袁震的一生虽说疾病缠身,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希望放弃追求。勇敢地与命运做抗争,坚持学习丰富自己的思想。这样的女子值得被爱、被尊重,袁震的进步思想对吴晗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她不仅是吴晗的挚爱伴侣,也是事业上的良师益友。
吴晗到云南大学任教后不久,由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迁组成的西南联大在昆明建立。1940年,在云南大学呆了近3年的吴晗重回母校(西南联大)任教,在此期间,受董必武、周新民、李文宜等进步人士的影响,逐步接受民主进步思想。在昆明如火如荼的爱国学生运动中,他和闻一多等进步教授一起,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民主运动,最终成为一名勇敢的民主战士。国难当头之时,国民政府官员的腐败传闻沸沸扬扬,而中共组织则利用“云南王"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在西南联大四处活动,鼓动师生反蒋,并与吴晗多有接触。此时,国难、贫困、艰辛、腐败等状况交织在一起,加上吴晗好友张荫麟教授因肾病不治去世,愈发增强了吴晗对腐败当局的痛恨。1943年7月,吴晗加入民盟,并开始全面抛弃胡适的“读书救国”论。至此,吴晗从一名历史学家转变为社会活动家,在中共党组织的支持下,积极投身到各种反蒋斗争中。
抗日战争结束,1946年5月,西南联大解散,吴晗前往上海。在上海期间,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遭暗杀的噩耗传来,他深陷自己挚友之死的巨大悲痛中。他悲愤至极,怒不可遏含泪写下了《哭公朴》《哭一多》等很多文章,痛斥独裁、专制、暗杀的罪恶行径。在《论暗杀政治》一文中,吴晗明确指出,这种暗杀行径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国际,自绝于人类”的反民主的残暴反动政治。1946年7月17日和18日晚,吴晗两次在张君劢住处见到了周恩来,这对他来说更是巨大鼓舞,遂与中共的关系更为密切。1946年8月,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北平民盟的主任委员。
回到清华后,更多的是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许多知名教授都受其影响,思想渐渐左转。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朱自清教授,一向不问政事的朱自清,也参加了各种反蒋反美的通电、签名等活动。吴晗此时已成为中共信赖的朋友,他承担起部分中共地下工作,地下党也在经费上予以一定的支持。他暗里收听解放区的新闻广播,记录以后传抄、油印、散发,扩大中共的影响。这台收音机现作为革命文物,已存放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由于他活动频繁,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上了抓捕名单。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