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正伟
临近过年,家里都要进行一次大扫除,每间房子都要打扫干净,把废旧物品都要处理掉。在堆放杂物的那间房子里,却有一个和手掌差不多高的长方形玻璃瓶子,我始终不把它扔掉。这瓶子里面装着小半瓶乳白色的药粉。尽管这药粉几十年没用过了,但我却每年都把这瓶子擦洗干净,因为这个玻璃瓶子里面装着我父亲自制的刀口药。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人在干活时很容易受伤:割草砍柴有时会割破手指;那时的路坎坷不平,一不小心就会把脚趾头踢破;除此之外有些人还会撞得头破血流。总之,造成人们受伤的原因很多且受伤程度各有差异。对于我们大队的社员而言,只要有谁受伤了就可以到我家来取点刀口药敷伤口。
由于我父亲白天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所以伤员都会向我母亲讨药。到我家来的许多人都称呼我母亲香香嫂。不管谁来我家讨药,母亲便会马上停下手里的任何活计,并且会一边拿药一边安抚伤员:你忍一忍,我给你拿药。于是,我母亲把长方形瓶子里面的药粉撒到伤员的伤口上,然后母亲就拿出一块干净的旧布并根据伤口大小裁好再给于敷好。如果伤口是在头上,或者是在手臂上、腿上,那母亲还得拿一条更宽更长的布给伤员包上。如果是手指头、脚趾头,就得拿线给扎起来。说来也奇怪,只要把药敷上,六七天不碰水再大的伤口也会痊愈。期间,既不痛也不会发炎。许多人用过后惊奇的发现,这真是良药啊!
在那个年代,村子里没有医疗站,我父亲的这点刀口药便成了“畅销货”, 所以不仅是我们村对这药家喻户晓,而且在邻近几个村都小有名气。就连隔壁村也有人来讨药 。在我还小的时候,有一天,一个邻村的男人迈着艰难的步伐来我家讨药,只见他一只手捂着额头,血都流到了下巴上了。他刚踏进门就见到我母亲拎着猪食桶想要喂猪。这人见到我母亲便赶忙说道:“香香嫂,我头跌破了,先给我上点刀口药吧。”听到他这么说我母亲便马上放下猪食桶 ,拿上药并叫他坐到交椅上,后脑勺贴到靠背上,母亲把药撒到他的伤口上,并拿块小布盖上,又拿了一条长黑布在他额头上围了一圈扎好。然后,母亲又拿了一块干净的布蘸着凉开水替他把血迹斑斑的脸擦洗干净。只见那个人站起来摸了摸脸说:“咦!血不流了,痛也好多了。香香嫂,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我母亲对他说:“这几天少干点活,别出汗,别碰水。”只见那个人用感激的眼神望着我母亲点了点头离开了。
这里,我简单把父亲年轻时的经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父亲宋品正于1916年出生,1934年在金华省立第七中学毕业,时年在邻村萧皇塘小学教书。翌年,因他报国心切,辞去教师工作考入杭州市国民党浙江省警察局。1937年杭州沦陷,国民党省政府和其他机关都移至永康方岩,我父亲随转到金华岭下朱。1938年黄埔军校到金华招收第十六期学员。我父亲为了学习更多军事学识打击日寇,于是到金华报考四川成都分校并录取。1940年毕业于十六期炮兵科,在张学良曾经管辖过的105师下属当炮兵连长。由于经常和日本鬼子交战,其士兵受伤程度可想而知。就在那时我父亲从部队里学来了怎样自制刀口药,因为战场上头破血流是司空见贯、不足为奇的。由此可见,这种刀口药便成了必备药品。1946年,我父亲看清形势,不愿再为老蒋卖命,假借探望病重的父亲(我祖父)为由回家,之后就再没有返回部队。从此卸甲归田当了农民,我父亲那年才三十岁。
因为他学会了自制刀口药,所以回家以后还会再制作一些刀口药以防不测。谁也不曾料到,村里人用了以后都说好,就这样人们一传十,十传百,这药便成了治疗伤口的外敷良药。
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当时我刚初中毕业就参加了生产队劳动),也就是七十年代初,我亲眼看见过父亲制作刀口药的全过程。
有一天,生产队集体干活 ,有一位社员无意中挖出一窝五六只没长毛的小老鼠。当时我父亲在旁边看到小老鼠就说:“把这几个小老鼠拿来给我做刀口药吧。只是没有新鲜的石灰。”马上就有人说,跟队长说一下请半天假到洞井(金华源东铜殿里石灰厂)去买石灰吧。当即,队长便用赞同的神情看着我父亲说:“下午你去买石灰吧,因为你做的刀口药也是为了大家,所以我同意你去买石灰。但是不能记工分。”
于是,下午我父亲就到三十里外的洞井石灰厂买来三四十斤石灰,途中他是用一根蔑竹勾(毛竹制作的扁担)和两只飞鸡袋挑回这些石灰。当然,这些石灰做刀口药是用不完的,多下来的可以留到清明时节用来腌艾叶用的。
石灰买回来后,父亲拿出一部分用水将其化开,再用米筛筛选好后加少许水揉成团。接着拿出白天带回家的小老鼠,将它们摔死剁成肉泥,然后揉进石灰粉团内。
第二天天还未亮的时候,父亲就出门去找止血的仙鹤草,止痛的白芷,消炎的蒲公英、金银花、梨头草、板兰根等一些草药。再到自留田里拔来一把韭菜。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洗净晾干备用。因白天在生产队劳动,所以到了晚上,父亲又在煤油灯下忙开了。他分别拿出早晨洗好的草药切细然后放石臼里捣烂再全部揉进石灰粉团内,待充分揉拌均匀后将石灰团贴到屋内墙上。几个月后,待石灰里面的那些药材全部腐化跟石灰融为一体后,再把它揭下来敲得粉碎,然后用纱筛筛选后装瓶。经过几个月的“磨练”刀口药终于制作成功了。
因为我父亲是国民党炮兵连长,解放之后被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精神和人格备受压迫,虽然他过着低三下四的日子,但他始终不放弃制作刀口药。虽然分文不取,但还是愿意替父老乡亲解除痛苦,无私奉献!
七十年代之后,人民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于是赤脚医生相继在农村出现,像我们大队就有两名赤脚医生轮流一个月在医疗站坐诊。从那时开始,父亲的刀口药慢慢地被冷落,之后就退出了“市场”。再后来,就无人问津了。
现在,我把这个刀口药瓶(里面还有小许药粉)保存下来,无非就是怀念父亲的“丰功伟绩”,纪念父亲的拿手一绝!毕竟刀口药在那时的年代里给众多乡亲带来方便和减少许多痛苦。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还记得我父亲的刀口药。
2022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