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千多年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官场和一个封闭的商场。
从秦始皇的郡县制开始,历朝历代,除了皇帝,政府中所有的官位都是对大众开放的,你只要有能力、运气好,就可以进入政府。
汉代是举贤良、用孝悌,按照人口比例从地方选官,送到中央培养。隋唐之后,有了正式的科举制度,一个平民的孩子,只要好好读书,参加考试,就有希望当到大臣甚至宰相级别的官员。
与此对照,自汉武帝之后,许多工商业活动却被政府垄断,不允许民间经营;即便允许,也有许多限制,商人经常受到官府的掠夺。
这与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西方长期以来是贵族制,政权被贵族垄断,对老百姓是不开放的,贵族的爵位又是长子才能继承,长子以下的要自谋生路,所以西方发展起来了工业城市、商业城市。
中国没有商业城市,中国历史上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而非商业中心。在中国,最好的选择是做官,而非从商。政府官员地位高,自由裁量权又大,所以腐败的机会多。就社会地位而言,在士农工商中,商人地位最低,还不如农民,其商业利益又得不到有效保护,资产很容易被剥夺。总而言之,政府官员的综合报酬远大于商人的综合报酬,结果是“学而优则仕”。
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两千多年来,最优秀的人都被吸引到了政府部门,这是中国社会长期能维持大一统的重要原因,当然也是近代中国变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17世纪开始,在英国,随后相继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通向官场的道路开放了,但是,更大的开放是工商业活动的开放。
特别是在英国,光荣革命后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国王和政府的行为受到立法和司法的限制,私有财产得到有效的保护,专利法也开始实施,工商业活动成为最有吸引力的行业,由此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而与此同时,在我们古老的中国,仍然是开放的官场和封闭的商场并存,读书取仕比经商做买卖有吸引力得多,结果是,人家把企业做大了,我们把政府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