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梅雨时节，义乌佛堂镇的青石板路，总泛着湿漉漉的幽光。何芸生静静蹲在自家祠堂的门槛上，手中反复摩挲着那枚被岁月打磨得发亮的黄埔军校校徽，檐角淅淅沥沥滴落的雨水，在他脚边洇出一片片深色的圆斑。
“大队长，倍磊那边眼线传来消息，日军今晚会押送一批军火过境。”通信员阿福一路小跑而来，声音中透着少年特有的急切，裤脚上还沾着田埂间新鲜的泥土。何芸生缓缓抬头，眼角的皱纹里藏着丝丝血丝——自三个月前拉起“南联抗日游击队”，他便几乎未曾睡过一个安稳觉。
这支队伍成员成分复杂，有农民、教员，还有散兵游勇，武器更是简陋，仅有三杆步枪和十几把柴刀。何芸生将校徽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掏出用油纸精心包裹的地图，手指稳稳点在倍磊村东头的关帝庙处：“此处地势高耸，能扼住咽喉要道。通知兄弟们，寅时在山神庙集合，务必带足火把与麻绳。”
出发前，妻子悄悄塞给他两个干菜饼，粗粝的饼皮里裹着质朴的干菜。“记得你教囡囡认的那棵老樟树，”她的声音微微颤抖，“说好了要活着回来教她写‘中国’两个字。”何芸生没有回头，只是默默把干菜饼揣进怀里。
队伍趁着夜色，悄然摸黑穿过稻田。刹那间，原本喧闹的蛙鸣戛然而止。何芸生迅速打了个手势，二十多个黑影瞬间伏在水田里，冰冷的泥浆瞬间浸透了单薄的单衣。月光从云缝间漏下，只见日军的马车正缓缓碾过石桥，那马灯恰似两柄惨白的利刃，无情地劈开沉沉夜色。
“打！”何芸生一声令下，火把如同一簇簇燃烧的希望，齐刷刷亮起，照亮了田埂上攒动的身影。土制炸药包在车头轰然炸开，何芸生已如猛虎般带头冲了上去。他在黄埔练就的枪法，那叫一个精准，抬手三枪，便撂倒了三个日军机枪手。步枪的硝烟味，混着稻禾的清香，在潮湿的空气中缓缓弥漫开来。
这场伏击战战果颇丰，共缴获了两箱手榴弹和一挺歪把子机枪。然而撤退时，一个年仅十六岁的新兵不幸被流弹击中大腿。何芸生见状，急忙蹲下来要背他，少年却紧咬着牙关，奋力推开了他：“大队长快走，我……我还能爬回村子隐蔽。”
那夜的月光，将少年染血的裤腿映照得宛如一朵残破的红棉，触目惊心。 变故突生在五月十三日。何芸生刚在倍磊村祠堂开完会，突然听见院墙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他猛地推开后门，只见十几个日伪军正端着刺刀，堵在了狭窄的巷口——竟是南联游击队里的叛徒泄了密。
芸生兄，投降吧，皇军说了，给你当个维持会长。”汉奸的声音如同指甲刮过瓦片，尖锐又刺耳。何芸生面色冷峻，往步枪里压进最后一颗子弹，背靠斑驳的砖墙，仰天大笑：“我何芸生是堂堂黄埔军人，绝不是那卖祖宗的孬种！”
他不顾一切地冲出后门，子弹擦着耳朵呼啸飞过。稻田里的水被阳光晒得温热，他踩着没膝的稻禾，拼命狂奔，泥水灌进草鞋，却跑得比风还快。突然，小腿一阵剧痛袭来，他一个踉跄，重重地倒下，眼前的稻穗层层叠叠地摇晃起来。
日伪军的皮鞋声越来越近，步步紧逼。何芸生艰难地摸出怀里的校徽，上面似乎还留存着妻子的体温。他恍惚间想起囡囡攥着他的手指，在沙地上画着歪歪扭扭的太阳；想起队伍里的弟兄们凑钱买来的那壶烧酒；想起佛堂镇的老樟树，每到春天，总会落下满地碎金似的花朵。
“砰”的一声枪响，惊飞了稻田上空栖息的白鹭。
后来，村民们在稻茬间找到了那枚校徽，上面的铜锈里嵌着点点暗红，仿佛是那段悲壮历史的泣血见证。有人说，那年秋天，倍磊村的晚稻长得格外好，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腰，恰似无数个低头默哀的身影。而何芸生家祠堂的门槛上，总坐着个梳辫子的小姑娘，用树枝在地上一笔一划地写着“中国”，写得比谁都认真，仿佛在向这片土地上的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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